《说文》无“搨”字。《大广益会玉篇》：“搨，他蜡切，拹搨也。又都盍切，手打也。”制作搨本一般是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，而《玉篇》里的解释，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复制品叫作“搨本”，但却与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的方法有接近的地方。我们推测，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，以纸覆于石上椎拓文字所得的复制品，就叫“搨本”。后来有了双钩填墨的复制工艺，而民间又造出“拓”字，有了“拓本”之称，则“搨本”便成为专名，专指双钩填墨之本了。
搨书的技术起源较早，至迟在南朝初期就有。刘宋虞龢《论书表》：“及泰始开运……繇是搨书，悉用薄纸，厚薄不均，辄好绉起。范晔装治，卷帖不胜，犹谓不精。”“泰始”是刘宋明帝年号。《法书要录》里保存的梁武帝与陶弘景的书信里，即有“摹搨”之说。“摹搨”又可简称为“摹”，宋代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上“论临摹二法”条谓：
世人多不晓临、摹之别。临谓以纸在古帖旁，观其形势而学之，若临渊之临，故谓之临。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，随其细大而搨之，若摹画之摹，故谓之摹。又有以厚纸覆帖上，就明牖景而摹之，又谓之响搨焉。临之与摹，二者迥殊，不可乱也。
这里提到的“响拓”，唐人一般用硬黄纸，即把黄蜡用热熨斗均匀地涂布在纸面上，使纸面光亮、透明，便于钩摹原迹。传世的赫赫名迹神龙本《兰亭序》、《万岁通天帖》等，都是以硬黄纸双钩填墨的“搨本”。
摹搨一般用双钩，而梁代亦有单钩之法。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二“陶隐居与梁武帝第三启”云：
二卷中有杂迹，谨疏注如别，恐未允衷。并窃所摹者，亦以上呈。近十余日情虑悚悸，无宁涉事，遂至淹替，不宜复待。填毕，余条并非用摹搨，惟叔夜、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，追以单郭为恨。
这里提及的“填毕”，当是陶隐居（即陶弘景）双钩廓填从梁武帝处所借观的前代法书。而文中“余条并非用摹搨，惟叔夜、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，追以单郭为恨”，大可寻思。“单郭”当即“单廓”，用单线条钩摹出笔划。与双钩填廓相比，这种方法制作的法书复制品质量要差得多。因此陶隐居“追以单郭为恨”。
按照前人的记载，“搨本”可分为两类。一类是简单双钩，一类是在双钩之后再填墨。填墨时，墨色的浓淡要与原作尽量逼近，所以是很麻烦的事。有些人为了省事，干脆就把填墨的工序省略了。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下“跋章草急就补亡后”条提到自己看到了一本有阙字的张伯英本《急就章》，就是“唐人摹而弗填者”，“陶隐居谓之填郭书，近世谓之双钩书。”
不但法书有“搨本”，名画亦有“搨本”，以摹搨之法复制。 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二“论画体工用搨写”条谓：
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，用法蜡之，以备摹写（自注：顾恺之有摹搨妙法）。古时好搨画，十得七八，不失神采笔踪。亦有御府搨本，谓之官搨。国朝内库、翰林、集贤、秘阁搨写不辍。承平之时，此道甚行。艰难之后，斯事渐废。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，所宜宝之。既可希其真踪，又得留为证验。
从这条资料来看，最迟至顾恺之生活的东晋时代，就有摹搨名画的工艺了。
宋人尚知“搨本”与“拓本”的区别。如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上“记石经与今文不同”条，谈到石经因为年代久远，风雨剥摧，裂为小块，而黄伯思留意收藏，“予皆得其拓本”；同卷“周史伯硕父鼎说”条谈到青铜器铭文的拓本，都是用“拓本”而不用“搨本”。而同书卷上“论书六条”条第六，“世言其搨本与真迹同”，则用“搨本”而不用“拓本”。
又有可附论者。拓石与印刷都是复制技术，或从碑石，或从雕版，都可以复制出许多份作品，两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。因为椎拓技术的应用关系到印刷技术的发明，研究印刷技术史和书籍史的学者，常常要探讨“拓本”出现的时代问题。学者一般依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记载，推测在梁代即有拓本，甚或上推至晋代即有拓本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
后汉镌刻七经，著于石碑，皆蔡邕所书；魏正始中，又立三字石经；相承以为七经正字。后魏之末，齐神武执政，自洛阳徙于邺都，行至河阳，值岸崩，遂没于水。其得至邺者，不盈太半。至隋开皇六年，又自邺京载入长安，置于秘书内省，议欲补缉，立于国学。寻属隋乱，事遂寝废，营造之司，因用为柱础。贞观初，秘书监臣魏征，始收聚之，十不存一。其相承传拓之本，犹在秘府。并秦帝刻石，附于此篇，以备小学。
度其文意，并未明言梁代即有拓本，所谓“相承传拓之本”未必出于梁代。今据可靠文献查考，则梁代并无椎拓技术。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第四启》云：
世论咸云，江东无复钟迹，常以叹息。比日伫望中原廓清，太丘之碑，可就摹采。
《陈太丘碑》文出蔡邕，书丹者不传。而度陶弘景文意，则书出钟繇手笔，当是后来补树者。陶弘景所说的“太丘之碑，可就摹采”，无疑是指传真钟繇书迹而言。如果梁时有椎拓技术，则梁武帝、陶弘景自可遣使渡江椎拓。综合此条资料并俗体会意“拓”字出现的历史时代，椎拓技术的出现应该在梁后隋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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